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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

  爱党爱国爱民的杰出院士(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刘振全 发言材料)  从上世纪60年代起,吴孟超同志就是我们学校的一面旗帜。几十年来,这面旗帜始终熠熠生辉、光彩夺目,感召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!  吴孟超是一位一心向党、立志报国的忠诚赤子。  他说:“一个人,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,用行动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。”这句话,来自于吴老的切身体会。  吴孟超5岁时,随母亲漂洋过海,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。抗战爆发后,17岁的吴孟超放弃了去英国读书,回到战火纷飞、灾难深重的祖国。  吴孟超告别父母回国途中发生的一件事,让他刻骨铭心。途经越南西贡(今胡志明市),要中转签证,白人在入境表上签个字就过去了,吴孟超也准备签字时,却被法国签证官大声喝住:“你不能签字,你要摁手印!”   当时,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。吴孟超说:“我是读书人,我能签字。”对方说:“这是规定,黄种人一律摁手印。”吴孟超大声说:“我是中国人,我有权利写自己的名字!”对方说:“不摁手印,你就滚!”   急切想回到祖国的吴孟超,含泪摁下了屈辱的手印。  今天,吴孟超已是有着55年党龄和军龄的老党员、老军人,他一生忠诚自己的信仰、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他说,“我一生中有过两次宣誓:当医生我是宣过誓的,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宣过誓的,宣了誓,就要信守诺言!”   吴孟超是一位勇攀高峰、成就卓著的科学大家。 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。2005年,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.2亿,40多万人患有肝癌。上世纪50年代,我国还没有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,肝癌的防治研究更是一片空白。当时,一个日本专家断言:“中国的肝脏外科想赶上我们的水平,至少要二三十年。”强烈的使命感,使年轻的吴孟超立下壮志,坚定地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。  他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。1958年,吴孟超与张晓华、胡宏楷组成“三人小组”,依靠独立自主的研究和探索,创造性地提出了肝脏结构“五叶四段”解剖学理论。从此,中国医生掌握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。1960年,吴孟超主刀实施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,实现了中国外科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。  他创造了我国肝脏外科手术的经典方法。1963年,吴孟超发明了“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”,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,使肝脏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%以上。同年,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肿瘤切除手术,闯进了肝脏手术“禁区中的禁区”,在肝脏外科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时至今日,吴孟超已经做了14000多例肝脏手术,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,成功率达到98.5%。这一系列成就,使我国肝脏外科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。  他推动了我国肝癌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他就带领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战场,向肝癌的主动预防、早期发现和综合治疗进军。他带出了260多名研究生,开展了肝癌基础治疗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,他带领的团队先后在肝癌信号转导、免疫治疗、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,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。  吴孟超是一位倾心为民、德技双馨的一代名医。  他不仅有精湛的医术,更有着高尚的医德。吴老说:“一个好医生,眼里看的是病,心里装的是人。”他每次接诊,都对病人亲切地微笑,聊聊家常,拉近与病人的距离。冬天查房,他总是先把自己的手焐热,再去触摸病人的身体,还常常用额头去感觉病人的体温。做完检查,他也不忘顺手为病人拉好衣服,掖好被角,还摆好床下的鞋子。每年大年初一,吴孟超都早早地来到病房,给住院病人一一拜年,送上新春的第一声祝福。  2005年冬天,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,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,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。机关考虑到这是件大事,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。吴老得知后,坚持手术不能推迟。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:这是个什么病人,怎么这么重要?第二天下午谈话时,禁不住问了一句:“吴老,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?”吴老说:“一个河南的农民,病得很重,家里又穷,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,多住一天院,对他们都是负担。实在抱歉,让你们等我了。”这就是吴老,他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,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!  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,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: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,尽量用便宜的药,尽量减少重复检查。医院财务上算过一笔账,这样做,一年就能给病人节省7000多万元。吴孟超常说,病人生病已经很不幸了,如果再收他们的红包,于心何忍啊!  吴孟超是一位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的坚强战士。  早已功成名就的吴老,在不少人眼里,本可以选择尊荣,选择享受,选择超脱,甚至还可以选择很多,但他选择了继续前行。他说:“我是一名医生,更是一名战士,只要我活着一天,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。”   他总是那样不知疲倦,仍然每天按时上班,很晚下班。仍然出门诊,做手术,最多时一天要做三台。他还经常外出主持学术会议、参加重大疑难疾病会诊。有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回到上海时,他的腿迈不动了,是随行的同事把他搀下飞机,用轮椅推上汽车,护送他回家。老伴和女儿看到他那么疲倦,恳求他,不要再拼命了。他说:“你们不要担心,我是身倦心不倦,有事情做,我内心很充实,很快乐。”   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,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他事业的顶峰了,可他没有停步,他联合汤钊猷、顾建人、王红阳、杨胜利、闻玉梅、郑树森等6名院士,向国务院提交了“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、肝癌发病机理与防治”的建议案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,被列入“十一五”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。目前,他正在领导建设“国家肝癌科学中心”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,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。按照吴老的设想,再用5到10年时间,使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再降低15%,治愈率再提高15%;通过30到50年的努力,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,使人类最终战胜肝癌!   手术台上的精神之光(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士长 程月娥 发言材料)  很多人都想知道,吴老的手术成功率为什么那么高,为什么做得又快又漂亮。我很清楚,他不完全是靠技术,更不是靠运气。他真正的过人之处,是他对待每一台手术都极其认真负责。  尽管吴老医术高超、经验非常丰富,但他对每一台手术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。不管这个病人是谁,不管病情轻重,不管病人的CT、磁共振等影像检查结果多么肯定,他都要在动手术的前一天,再次和B超室的医生做一次术前病灶确认,上手术台之前,还要在看片灯上再次查看病变部位,验证一下,好做到万无一失。  当遇到比较复杂的病情时,吴老一定要召集专家会诊。一次会诊不满意,就再来一次,甚至换一批专家会诊,充分吸纳各个方面的意见,直到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预见到,把各种应对措施都制定好,他才会上手术台。  我想,这就是吴老的手术为什么总是做得那么好的原因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每次跟他上手术台,心里就很有底气。  去年冬天,上海有个肝癌病人,在一家医院做手术,腹腔打开后,医生说,这个肿瘤靠腔静脉太近,没法切,我们这里正好有肝源,建议做肝移植。病人经济条件不允许,医生就把刀口又缝上了。他的家人不甘心亲人就这样等死,找到了吴老。  吴老仔细研究了病人的资料,觉得切除肿瘤的可能性是有的。但他没有轻易动手,而是两次组织专家会诊,并把病人的亲属请到会诊现场,详细地了解病人的情况,每次会诊都用去了很长时间。吴老这样严谨负责,几次把病人亲属感动得流泪,他们说:“吴院长,我们先来找您就好了。你们这样认真,我们到这里看病,就是治不好,也认命了。”   手术开始了,这时,我注意到吴老十分从容,上台、开腹、探查、剥离、切除……流畅地操作着,一切就像以往做过的无数例高难度手术那样,最后是有惊无险,成功地把肿瘤切了下来。走出手术室,摘下口罩的时候,吴老轻轻地说了一句:“比我想象的容易。”就这轻轻的一句,忽然让我非常感动,没有百遍千遍的琢磨,哪有吴老所说的“容易”?  42天后,病人平安出院了,他拉着吴老的手说:“我这条命是您给的,您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救命恩人!”   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说,吴老成功地做了不少堪称“中国第一”的手术,来医院手术室后,又亲眼看见他做了许多别人从没做过的手术。很多人说,他有做手术的天赋。我很清楚,比他的天赋更为宝贵的是,他总以开放的胸襟向同行学习,向学生学习。他那虚怀若谷的精神,让我们深受教育。  吴老有个学生叫陈训如,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工作,最早在我国应用腹腔镜开展腹部手术,并取得明显效果。吴老感到这项技术很好,提出派人去学习。有人说,在国内,我们医院是领先的,有必要去学他们的吗?吴老说:“不能这么讲,只要是先进的、对病人有用的,我们都应该学。”陈训如听说吴老要派人来学习,连忙打电话给吴老说:“您就别派人来了,还是我去上海给您汇报吧。”吴老说:“这项技术你运用得早,你就是老师嘛!这次我派人先去学,过些日子,我也要去学的,你可不要留一手啊!”正是在吴老的倡导和带动下,我们医院在国内最早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肝脏手术上。  1994年2月,一位19岁的大学生遭遇车祸,被急送到我们医院,当时昏迷不醒,已处于休克状态。经诊断,这位大学生腹部闭合伤、肝脏破裂、颅脑外伤,生命危在旦夕。吴老和专家们紧急会诊,感到病人伤得这么重,如果实施开腹手术,他将难以承受。吴老决定立刻施行“腹腔镜下肝破裂修补手术”,经过多名医生的全力抢救,只用了90分钟,就补好了全部裂口,止住了肝脏出血。学来的这项新技术,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。  让我特别佩服的,还有吴老那种面对险情不回避的敢于担当的精神。外科医生在手术中,遇到处理不了的意外情况,需要其他医生来救场,这是免不了的事。不过近些年,由于医患纠纷增多,担心出了问题责任不好划分,愿意主动救场的医生渐渐少了。但在吴老这里,不管哪个医生求援,他都是随叫随到。他还专门定下一条规矩:“任何时候、任何人,只要遇到处理不了的问题,不管我在干什么,都要及时向我报告,我会立即赶来支援。”   记得一天中午,吴老刚做完一台大手术,出来路过2号手术间时,从里面跑出来的护士告诉吴老:手术大出血了,正在抢救!吴老一听,转身就冲进房间,只见手术台上病人的腹腔内都是血,止血的纱布已经用了200多块,地上4个2500毫升的大玻璃瓶都装满了血,眼看情况就要失控,看得出来,主刀医生有点顶不住了。吴老立马上台,果断剪下两根纱布带子,沿着血管瘤和正常肝组织的分界线,迅速把出血部位捆扎起来,巧妙地缓解了出血。要知道,用纱布带子捆扎肝脏的出血部位,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规动作,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做的。那一幕,至今想来都让人惊心动魄。事后我问吴老:“您当时想没想过,如果抢救失败,可能毁了你一世英名啊!”吴老一听这话,脸就板了起来:“是我的名声要紧,还是救病人的命要紧?”那一刻,我觉得,吴老虽然只有1米62的身高,可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!   一代宗师的师道情怀(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 王红阳 发言材料)  我是吴老的学生,也是他的战友。在我们的眼里,吴老的高贵品质、渊博学问、大家风范和可贵精神,是一本厚重的书,一生也读不完。  吴老总是那样登高望远。在培养人才上,总是看得那么远、那么准。大家有口皆碑的,是他在关键时候作出的三次重要抉择。 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,吴老探索总结的“吴氏刀法”名声大振,他主动提出要开办进修班,让其他医生也学会这项技术。有人提醒他:“外科医生靠的就是一手绝活,教给别人,你的优势就没了。”吴老却说:“我国有几十万肝癌患者,我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病人,只有把技术贡献出来,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!”他自编教材,亲自示范,把他独创的先进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个进修学生,带出了1000多名“吴氏刀法”的传人。  第二次是1978年,他第一批申报了硕士点,第一批招收了研究生,此后又第一批申请成立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。得益于吴老的积极带动和推动,我们的肝胆外科专业至今已培养了500多名研究生,仅院内就是人才济济,几代同堂。  第三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。那时肝脏外科手术技术发展很快,吴老备受业内推崇,这时他提出,把人才培养的重点,转移到基础研究上。吴老说:“开刀治疗,顶多开一个救一个,只是治标的措施,要解除更多病人的痛苦,找出彻底治疗肝癌的办法,必须培养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。”他主导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基础研究实验室,创建了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,并有计划地派出和引进高级人才。  在肝胆外科领域,有不少领军人才,是吴老从普通学生和普通医生中发现、培养起来的。1987年,我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的普通大夫,到中德医学协会学术年会做会议的秘书工作。担任大会中方主席的吴老,会后找到我,说有两个去德国留学的名额,他和他的导师裘法祖教授联名推荐了我。我非常意外,问他:“您怎么会想到我?”他说:“这次会议,你给我的印象很深,你外语水平不错,工作认真细致,科研思维也好,我们的基础研究需要你这样的苗子!”   一次并不经意的接触,得到一次格外的垂青推荐。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机遇,使我走上了肝脏医学基础研究的道路。  1996年冬天,我正在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。一天下午4点多,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,说他在德国刚开完会要来看我。当天正风雪交加,气温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。我想吴老年纪那么大,天气那么冷,路上到处是冰雪,便急忙说:“老师,还是我去看您吧。”吴老说:“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,到了再谈,你在家等着,我已经出发了。”我左等右盼,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听到敲门声。开门一看,吴老的头发、眼镜、衣服、鞋子上都是雪花。因为下雪,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,走了6个多小时,望着几乎成为雪人的老师,我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吴老来不及拍打身上的雪,便说:“我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,要把你请回国内,这次来,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。”   说实在的,回国是我早有的想法,可是那时手头上的课题还没做完,带的研究生也没毕业,这个时候走得了吗?吴老看出了我的犹豫,说:“德方的工作,我们来做,你就不要顾虑了。”我是吴老亲自推荐出国学习的,现在他又为了我的事远道赶来,说得这么真诚,我还能犹豫什么呢?我当即答应了。  不久,我带着整整一集装箱的资料和仪器,回到了母校。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吴老,亲自帮我解决了场所、设备、人员、经费等种种难题。不到一年,我主持的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进入全军重点实验室行列。不到两年,我的研究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。此后,又一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。2005年,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 吴老的爱才之心、惜才之情,远不止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。他手把手带出的外科专家,他倾心扶持的青年才俊,他关爱培养过的学生弟子,国内国外能听得到、看得到,但一下子很难数得清。  吴老总是那样甘为人梯。  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,是吴老亲手创立的经典手术方法,被我国肝脏外科沿用了几十年。有的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感到,这项技术还有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,但考虑到这是老师的成就,不敢贸然尝试。吴老知道后,热情地鼓励说:“后人有质疑前人的胆识,学生有超过老师的勇气,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,你们不要有顾虑,要大胆地去试。”   2004年,周伟平教授发明了“不阻断下腔静脉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”。2006年,杨甲梅教授发明了“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”。肝脏手术技术一次再一次地得到发展,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。  为了鼓励创新,吴老用个人积蓄30万元和社会各界捐赠的400万元,设立了“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”。这是国内首个、也是最大的肝脏外科专项基金,如今总额已有1000多万元。2006年,吴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,又把胡主席颁发的500万元、总后勤部奖励的100万元全部拿出来,用于奖励和资助取得创新成果的学生。  2000年以来,吴老带领的团队,取得了56项国际和国家发明专利,发表了1000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,获得了64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。   吴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(湖北省随州市农村信用社职员 王甜甜 发言材料)  7年前,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,体重莫名其妙地增加。当时我妈妈来北京打工,看到我腰身臃肿,背上却瘦得都是骨头,就带我去医院检查。结果出来后,医生把我妈妈单独叫去。当妈妈从医生那里出来,脸色煞白,却还微笑着对我说:“甜,没事,医生说,是肝里长了个良性的瘤子,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。”   我从没见过妈妈的脸色那么难看,我不知道医生给我妈妈说了什么,但我预感到不好。我也不敢多问,怕问出什么来我承受不了。  可是,我们在北京跑了几家大医院,都没有人敢为我切除这个瘤子。妈妈再也瞒不住我了。妈妈曾经是纺织女工,很早就下岗了。妈妈一辈子都是站着上班的,那时为了救我,见到医生就下跪。这时我才知道,我的肝脏中部长了个血管瘤,快有足球大了。这个位置好比肝脏的“心脏”部位,被很多大小血管包绕。如果手术动进去,应对不了大出血,生命就会在手术台上结束。如果不动手术,生命也可能随时结束于瘤体血管破裂。  我一下子懵了,刹那间天旋地转,瘫倒在地。“晴天霹雳”,这个原本只在小说里读到的词语,真实地降临到我头上。我才21岁啊!还没有完成学业,没有参加过工作,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,没有尝过爱情的甜蜜,生命却要走到尽头?我真的不甘心啊!  妈妈把我带回湖北老家,爸爸妈妈又带着我到武汉、广州等地去寻医求治,到哪里都找最便宜的旅馆住。有的医院也很重视,组织了会诊,最后都觉得切不了这个瘤子。都说,要保命,只有一条路可以试试:做肝移植。  做肝移植要30万元,30万元如果能换一条命,听起来不算贵,可是我爸爸工资每月只有1000多元,妈妈到北京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供我读大学。现在到处求医,已经是借钱治病。爸爸决定卖房子,可是我家房子差,开价15万元还没人要。就算卖了房子也凑不够钱!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儿,父母为了救我不惜一切代价。可是就算借债换了肝,也不一定就能成功,后续的抗排斥治疗还要高昂的药费,到哪里去找?如果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,爸妈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,我死都不会瞑目啊!万般无奈中,我在媒体上发出求救信:“谁能出钱救我,我愿‘典身’10年!”媒体上说:“典身救命”,这是一个青春少女对生的极度渴望! 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,一个好心人在网上留言:“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个吴孟超教授,他也许能让你起死回生。”我们立刻上网查看吴教授的情况,看到了一线生机,连夜赶去上海,最先接诊的是姚晓平主任,接着见到了吴爷爷。吴爷爷听完叙述,看完片子,拉着我的手和蔼地说:“你叫甜甜?”   我点点头。吴爷爷说:“甜甜,不要怕,咱们一起和病魔斗一斗,相信会有办法的!”   2004年9月24日,我被推出病房去做手术的时候,因为知道我的手术风险非常大,同楼层很多病友都来送我,说:甜甜,你一定能回来!8点30分,我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,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不放,我突然看到了爸爸妈妈那万般不舍无限留恋的眼神。  这年吴爷爷82岁,姚晓平主任69岁,他们共同主刀为我做了手术。两天后,我从深度昏迷中醒来,还在重症监护室里,看到吴爷爷就站在我眼前,慈祥的脸上满是笑容,他轻轻地对我说:“甜甜,你没事了,你没事了。”   我仿佛在梦中。吴爷爷又说了一遍,说得非常肯定。那一刻,我意识到了,我的生命还在,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。  妈妈告诉我,那天的手术,从早上8点50分做到下午近7点,整整10个小时,吴爷爷一直站着,没吃一口饭、没喝一口水,摘除的瘤子有9斤重。妈妈还告诉我,你做完手术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后,仍然非常危险,心跳一分钟170下,真吓人啊,吴爷爷把长海医院心内科专家请来照护你,如果不是这样周密细心的救护,你活不过来。  爸爸对我说:你要永远记住,是吴爷爷把你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,恩重如山,恩同再造啊!  两个月后我康复出院。那天,我非常高兴,吴爷爷也很开心,他说:“甜甜笑得真甜!”是啊,病好了,我又可以继续上学了。大学毕业后,我到一所学校当上外语教师。随后,遇到了爱我的男朋友。2009年,我们选择了9月24日,这个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,我和心爱的人携手走上了红地毯。  在患者心中,吴爷爷是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人。他尊重每个生命,不离不弃,真正做到了超越血缘亲情,不分贵贱尊卑。多年来,吴爷爷的故事和他说过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响,我深深感到,吴爷爷不仅给了我身体的第二次生命,也使我的精神和灵魂如同获得再生。  它让我思索,人应该怎样活着,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?我珍惜吴爷爷给我的第二次生命,我更珍惜生命的意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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